【終極上訴】理大生違國安法判囚挑戰量刑指引　終院駁回刑期上訴申請

26歲理大男生早前就煽動他人分裂國家罪被判囚5年，早前被上訴庭駁回刑期上訴申請，指罪行屬《港區國安法》情節嚴重中罪責較低者的裁斷，條文訂明強制性5年為最低刑期，求情因素不能應用。男生早前上訴至終審法院，為首宗涉《港區國安法》量刑指引上訴案件。終院今（22日）頒下判詞，一致駁回上訴，指《港區國安法》 第21條明顯地以強制性的措辭訂明在指定幅度內不同的適用刑罰，即使撇除《港區國安法》 第33條的情形下，《港區國安法》內訂明的判刑幅度下限必然是具強制性的。

上訴人呂世瑜（26歲），早前於區域法院承認1項煽動他人分裂國家罪。法官以5年6個月為判刑起點，認罪減刑至3年8個月，惟控方援引《港區國安法》條文，指性質嚴重的案件最低刑期為5年，法官遂改判囚5年。上訴庭早前駁回刑期上訴，上訴人向終審法院提出終極上訴。

終院法官於判詞指，上訴人有關《港區國安法》 第21條只標示在情節嚴重案件中，判處監禁刑罰的量刑起點的幅度的主張，是站不住腳的。法官指，依據原文版本和英文翻譯本的文意詮釋，上述條文明顯地以強制性的措辭訂明在指定幅度內不同的適用刑罰。

法官又指，《港區國安法》第33條訂明對罰則作出寬大調整的3項選項，即從輕處罰、減輕處罰或免除處罰，當中明文規定當「減輕處罰」選項適用時，1宗起初被歸類為適用較高處罰幅度的案件，可以落入較低的幅度。

法官又指，21條或其他條文均沒有容許依據其他減刑因素而達致上述效果，故撇除33條的情形下，《港區國安法》內訂明的判刑幅度下限必然是具強制性的。

法官指，上訴人主張原審法官理應以上訴人認罪為由，全數扣減三分一刑期，判處最終低於21條訂明的較高幅度下限的刑期。法官不接納說法，指33條立法目的並不含糊，其目的顯然是要為從犯者提供誘因，鼓勵他們放棄犯罪、協助當局遏制危害國家安全的活動和促進執法。法官指，按照文意及立法目的詮釋33條下，33條不能被解讀為容許依賴與條文的明確目的無關的減刑因素，對罰則作出如此寬大的調整。

法官續指，若法庭已裁定案件屬情節嚴重，須引用較高量刑幅度，法庭須決定在適用幅度內採納的量刑起點，並考慮加刑和減刑因素。法官指，若33條可能適用，法庭須先決定暫定應處刑罰後才處理，33條訂明情形相關的減刑因素對案件判刑的影響。

法官又指，上訴庭認為「《國安法》第21條的詮釋，必須讓刑罰學考慮有十足效力」。法官認為這個定義的來源並不明確，並似乎與包括阻嚇、懲罰、防範及更生的傳統量刑原則有關。法官指，上訴庭的「刑罰學考慮」 明顯忽略了更生這一原則。

法官遂裁定除非33條適用，否則21條就情節嚴重的案件訂明「情節嚴重的，處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」的罰則屬強制性。法官裁定33條指明的3項條件已盡列無遺，遂一致駁回上訴。

上訴方早前陳詞指，若不能考慮認罪及求情因素等，而強制性將「情節嚴重」的案件定為5年以上，會對法官造成困難，即使具強烈求情因素，但法官亦不能在判刑時反映求情理由，亦可預見對判刑系統會造成不公。

律政司一方則指，針對「情節嚴重」的案件，《港區國安法》33條訂明，若法庭決定「從輕處理」，可考慮所有求情因素，但不能低於強制性5年監禁的最低刑期，若法庭決定「減輕處罰」，則只可考慮被告有否自動放棄犯罪 、自動投案 及提供重要破案線索，但可判處低於5年監禁刑期。

案發於2020年6月30日至9月24日，上訴人被警方搜出胡椒球槍，並被發現曾於群組煽動他人分裂國家及放售胡椒球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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記者：梁錦麟